人口转型

（1）人口转型的含义

经济学中关于人口的探讨由来已久，早期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带来效率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人口数量的扩大促进分工优化。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不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增加，囿于资源和技术等条件的限制，人均产出水平总是趋向维持生存的水平。

当新资源或者新技术产生带来人均产出提高时，人口会迅速增加，人均产出下降；当人均产出难以维持生存时，人口迅速下降，人均产出上升，经济产出总是趋向“马尔萨斯稳态”。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将人口、资本和技术作为变量纳入生产函数，技术条件外生不变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人均产出的增加。

以索罗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稳态时，人均产出不变，人均产出的增加取决于技术进步。有学者建立关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

认为人口质量即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且认为家庭人口生产存在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贝克尔内生模型得到高生育率，低经济增长率和低生育率高经济增长率两个稳态。

Galore系统阐述了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将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人口转型是后马尔萨斯时代向现代经济持续增长转变的焦点和标志。

在马尔萨斯时代土地增加困难，边际劳动报酬递减。父母收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转化为孩子数量的增加。

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力资本的增加，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提升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尽管在长期而言，工作具有技能偏向型和非技能偏向型，但是在短期内来看，当引进技术时，人力资本的需求总是增加的。

在此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上升。那么在一定资源和时间的约束下，对孩子的数量投资转化为对孩子的质量投资更加有益。

统一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源，导致了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转型。

（2）中国农村的人口转型

统一增长理论认为，人口转型的经济根源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但是其转型的具体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一般而言，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转型会自发产生。但是与西方国家人口随着工业化进程自然转型不同，中国采用人口生产调控的手段加速了人口转型的发生。

1982年中国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在此基本国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变化都不是完全随着经济规律自然变化的。

人口的下降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前期更多的是依靠行政的手段。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逐渐上升，人们逐渐自发的降低生育率，增加对孩子质量方面的投资，经济因素在人口生产中的作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在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并未随之出现爆发式的急剧变动，生育率数据只是轻微上升，总和生育率数据在2015到2016年期间由1.617增长至1.624。

这种变化表明了中国的人口生产中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逐渐加强。因为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户均人口数量会增加，反之亦然。

在政策没有较大变化的这个期间，户均人口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的变化，即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逐渐低迷。

伴随着生育率下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逐年上升。随着生育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父母对每个孩子越来越重视，对每个孩子进行了更多的呵护和投资。

中国居民的整体人均受教育水平逐渐上升，这不仅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更来源于父母对孩子的重视。

由于孩子数量的下降，父母具有更多的资源培养单个孩子，孩子的素质逐渐提高。城乡之间人口转型是有差别的。

以工业发展驱动的城市部门和农业发展驱动的农村，其技术进步速度不同，人力资本需求不同，农村人口转型的在自然条件下本就滞后于城镇工业部门。

而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加剧了农村人口转型的滞后程度。计划生育国策在中国农村地区实施起来难度较大。

农村地区相较于城镇比较贫穷落后，各种社会保障资金对农村支持远小于城市，相比较于城镇较为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2009年才在农村实行养老保险。

而且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很不均衡，农村地区的保障水平非常低，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地区的实际需求。

因此农民大多寄希望于养儿防老，叠加中国传宗接代传统观念在农村更加根深蒂固。这导致农村地区的生育愿望远高于城市。

另外从计划生育的执行标准和实施难度来看，农村地区的执行标准略低于城镇，执行难度却高于城镇。

在农村地区，农民由于资产有限，没有正式的工作，流动能力较强，计划生育执行机构对其进行处罚难度大，处罚效果相较于城市较小，难以形成较强的震慑。

因此中国的农村生育率高于城镇，由于人口生产的数量一质量替代关系，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低于城镇。

城乡收入差距

（一）城乡收入差距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获得快速增长，人民群众切切实实的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呈现指数化增长的态势。但是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基本上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走势完全一致，呈现日益扩大的态势。

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扩大内需市场，促进经济内循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相对收入差距来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现减增-减增一减的过程，但是总体上呈现波动中略微上升的趋势，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还未呈现出收敛的态势。

具体来讲1978-1984年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改革在农村拉开大幕，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1985-1994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改革开放的重点转向城镇，政策制度等向城镇倾斜，城乡收入又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1995-1997中国进行国企改制。

职工下岗，信贷规模紧缩等不利于城镇职工收入增加因素，叠加这期间农产品价格保护等政策，城乡收入差距短暂下降；

1998-2009中国城乡收入呈现先快速增长后缓慢增长的趋势，主要原因就是城镇各方面制度的逐渐完善，城镇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依靠农业生产很难得到快速提高。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呈现平稳的态势；

2010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主要由于国际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经济由规模扩张型经济增长转向质量效能型发展。

导致城市工业经济增速放缓，叠加国家扶贫惠农，乡村振兴政策，农业生产在城镇化已经吸引了大部分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资本深化程度持续加深，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二）城镇居民收入结构

根据收入来源，中国居民的收入包含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一直很高。

整体上看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虽然逐渐减小但是其还是中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都取决于个人的劳动能力。

两者占总收入的比例呈现波动中缓慢下降的态势，但是两者占总收入的比例在2015年依旧高达73%，是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首要来源。

可见与劳动者素质有关的收入是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高素质的劳动者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