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籍，下毒记载比比皆是，但用“毒”代称有害物，或是受外来语影响。
据《说文解字》称：“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可见，古人所说的毒源于植物，可能指的就是乌头（一种植物），以乌头汁液制膏，涂在箭头上，即成毒箭，《魏书》中说匈奴宇文莫槐“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乌头又称射罔，即射后可令鸟兽迷惘。
在英语中，toxic（有毒的）与中文“毒”的发音相近，而toxic出自希腊语，意为箭毒，与东方人的认识竟不谋而合，这或者意味着，“毒”的说法可能出自游牧民族，分别向东、向西传入亚欧。
在先秦典籍中，“毒”常作“害”“治”“征伐”“奴役”解，用作“毒药”反而少见，在甲骨文中，人们常用“蛊”来表示毒药，或者是随草原文明影响增加，“毒”压倒了“蛊”，成为标准称呼。
古人为何要用毒
用毒之始，有三种说法，即宗教说、毒鼠说和射猎说。
宗教说认为，在原始巫术（如萨满）中，巫师常用毒品引导人们进入幻境。
公元前3400年苏美尔人的泥版文书里中便记载了罂粟，古巴比伦图书馆残存的医书记载中，42种药品（共记录115种药）与鸦片相关，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也说，斯基泰人常吸大麻。
有学者认为，古陶器上圆圈纹、波折纹、涡纹等，即是吸毒后幻觉的呈现，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上花纹诡异，亦源于此。
萨满多用毒蘑菇、佩约特仙人掌、莨菪、大麻、曼德拉草等致幻，而中原多用乌头，因其分布广泛、较易获得，但乌头致幻作用不明显。
毒鼠说则认为，用毒始于灭鼠，因鼠类可造成15—20%的农作物损失，且一对成年鼠一年后可繁殖1.5万只后代，不用毒难以遏制。
公元前3000至2000年的欧洲、埃及和阿富汗等地都有陶制捕鼠器，公元前350年即已用亚砷酸灭鼠。古代中国则多用莽草（芒草，貌似八角）、乌头、巴豆、礜（音羽）石、砒石、特生石（即苍石）等。其中砒石加以精炼，即为砒霜，因其毒性猛如貔（传说中的猛兽），故名为砒。
射猎说则认为，用毒始于狩猎。
在距今9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大量水牛遗骨，都是未驯化的野生水牛，猎取它们，只能用毒。公元2世纪完成的《神农本草经》中便明确称：“其（乌头）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则称：“鸟兽有中毒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大豆煮汁，及盐汁，服之，解。”
以上三说各有道理。
“蛊”真的那么可怕吗
在毒药中，最传奇的莫过于蛊。
《左传·昭公元年》中说：“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这是史籍中有关蛊毒的最早记载。
汉代之前，蛊多指毒虫，但到了汉代，蛊则成了巫术代名词，指为加害别人而模仿制作的桐木偶，隋代以后，又出现了精神性的蛊，如猫鬼，自唐代始，蛊突然变得复杂、神秘起来。
据《隋书·地理志》称：“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古人无抗生素，消化道疾病是致死主因，由于无法解释细菌引起的急性腹痛、腹泻等，往往推为蛊，如《说文解字》即称蛊为“腹中虫也”。唐代医学进步，据5100个墓志铭统计，人均寿命达59.3岁。医盛巫弱，巫师需炒作新概念维持生计，定义模糊的“蛊”恰好契合了他们需要，制蛊、下蛊、解蛊之说日渐风行。
其实，不同虫毒化学成分不同，彼此相噬，毒性并未有效累积，不可能获得更强毒性。然而，唐代南方始大规模开发，全国经济中心渐向南偏移，北人对湿热、植物种类多样的南方有恐惧心理，常附会以“蛊”“瘴气”等，柳宗元便称柳州是“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
蛊多靠笔记小说流传，现代人知道蛊，亦与金庸小说有关。
砒霜为何成了万能毒药
资料图片：《韩熙载夜宴图卷》（局部）所展现的南唐时期社会生活风貌，画中韩熙载为避李后主猜忌而纵情歌舞，李后主最终以中牵机药毒而死。
鸩究竟是什么鸟
在用毒史上，鸩的名声不亚于蛊。
古籍中称，鸩是一种鸟，以蝮蛇头为食，肉和羽毛有剧毒，能致人于死，但可用来治疗蛇毒。据郭璞说：“鸩大如鵰（同雕），紫绿色，长颈，赤喙。”而《名医别录》中又说它：“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大，黑颈，赤喙。”从古籍看，鸩四处皆有，鸣声如“同力”。
鸩之说在甲骨文中未发现，但在春秋则很普及，据说用鸩的羽毛泡酒，可“入五脏，烂杀人”，无数名人死于其下。
配置鸩酒需专业的“鸩者”在犀牛角、兽皮保护下才行，因鸩毒性太大，它的羽毛划过酒，即成剧毒，甚至鸩洗过澡的池塘水也能毒死百兽，但只要犀牛在其中洗一下角，其毒顿解。
鸩酒出现得离奇，消失得也离奇。南朝陶弘景曾说：“昔时皆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倾来不复尔。”西晋“衣冠南渡”时，“时制，鸩鸟不得过江”，此江应指长江，从此鸩鸟便似乎从历史中消失了，后代虽有鸩酒之说，但只是用来代称毒酒，与鸩鸟已无关。陶弘景曾说鸩鸟“状如孔雀”，唐人则否定说“陶云状如孔雀者，交广人诳也”。
有学者认为，鸩可能是一种已灭绝的鸟，但也有人认为，鸩即今东南亚尚能见到的黑鹤，它也以蛇为食，但无毒，可能是古人以鸩羽拨毒入酒，令人误会为鸩有毒，但更多学者认为，鸩只是一种传说。
水银与黄金有毒吗
在小说中，有用水银下毒和“吞金而死”之说，《水浒》中的宋江死于前，《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死于后，但均属小说家言。
水银不溶于水，进入人体后无法被吸收，汞蒸汽和汞盐会给人带来伤害，但前者需要在1—44毫克/立方米的较高浓度下，人体暴露4至8小时才能中毒，后者常见形式为硫化汞，即朱砂，曾被认为是补品，唐代医家则认识到朱砂有毒，不能长期服用。
黄金亦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普通的酸碱，黄金制品上多有尖刺，可能刺伤内脏，这会带来较大痛苦，但曹雪芹笔下的尤二姐却又明明是安详地死去。
为什么曹雪芹会认为金有毒呢？因为史书上有金屑酒，是一款名毒，妒后贾南风即死于此，刘禹锡在《马嵬行》中说：“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莫。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称杨贵妃也死于金屑酒。（此处刘禹锡有误记，史籍明确说明杨贵妃系“缢死”）
金屑酒主要成分是“药金”，显然，曹雪芹在此望文生义，将“药金”误为黄金。“药金”是古代方士提炼出的一种类似黄金的金属，一般指黄铜，在相当时期，“药金”也被认为是黄金的一种。古人认为黄金不朽，服之可以延年，但黄金太贵，常以“药金”替代，可炼制“药金”要使用水银和雄黄、雌黄、砒黄等硫化物，如处理不善，就会成毒，“杀人及百兽”。
令人费解的粪便解毒
人体状况各不相同，通用毒药并不易得，在宋代以前，比较常用的毒药无非野葛（钩吻，即断肠草）、乌头、马钱子、巴豆、蓝药几种。
野葛比乌头还毒，本名为冶葛，产自南方。马钱子即牵机药，传说赵光义用此毒死李后主，服食该药后，头部抽搐，躯干向下弯曲，与足相接而死，状如在操作织布机，故称牵机药。巴豆毒性较低，因人而异。蓝药则为一种蛇毒，《酉阳杂俎》中说：“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在这些毒药中，乌头最常见，李时珍曾质疑道，乌头分两种，即川乌头和草乌头，前者无毒，古人却未载，学者霍斌指出：李所见川乌头为人工培植种，宋代始有，而此前野生川乌头也都是有毒的。在“刮骨疗毒”中，关羽所中毒箭，即应为乌头毒，按传统疗法，只需用药补疮即可，但关羽中毒已深，不得不刮骨疗毒。
古人发现，乌头毒对付鸟兽极为效验，“唯射猪犬，虽困犹得活”，古人认为这是“以其噉（音丹）人粪故也”，葛洪在《肘后方》中提议：“人若有中之，便即餐粪，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不尔，不可救也。”此方后收入《华佗神方》，孙思邈亦曾加注。
众名医都同意粪便解毒法，其中关窍，令人费解。
砒霜一统江湖
宋代以后，下毒方法渐趋简单，因砒霜崛起，一统江湖。
砒霜源自天然砒石，以江西信州（今上饶市部分地区）质最优，其中色红者即“鹤顶红”，号为毒物之王，宋代“每一两大块者，人竟珍之，不啻千金”。
但，宋代医家甚少关注砒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均未载，直到《开宝本草》才列入砒霜，也仅称“味苦，酸，有毒。主诸疟，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不可久服，能伤人”。李时珍曾奇怪地说：“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许即死，猫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
这或与加工方式有关。宋代制砒霜，是“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这种升华法产量低、质量差，如采用煅烧法，则毒效立增，即砒石末加明矾烤制，明矾遇热融化，裹在砒石末上，防止其中有效成分挥发，成品毒效惊人。据《天工开物》载，煅烧制霜时，“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徙，否则须发尽落”。
《水浒》中，武大郎死于砒霜，但砒霜不易溶于水，用汤药灌远不如混在食物中。砒霜用量小、价格廉，乌头、野葛等已无法与之匹敌，不仅潜入潘金莲这样的寻常人家，连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亦用此药。
